1949 年四野欲解放香港，毛主席紧急制止：中西需香港作桥梁

1949 年 10 月，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44 军成功解放广州后，迅速挺进到深圳界河边，剑指香港。彼时，英军在香港的驻守兵力并不充足，即便在局势最为危急时紧急增兵，总兵力也不足 4 个旅。面对士气高昂、战斗力强劲的中国人民解放军，英军若试图抵抗，无疑是以卵击石。香港总督葛量洪在呈递给伦敦的密报中坦言：“若中共发起进攻，我们最多仅能坚守 3 天。”

正当 44 军政委吴富善准备下达进攻香港的命令之际，他突然接到毛泽东的紧急电令：“不准进军香港！”

事实上，早在解放战争初期，中共中央便从国内局势与长远的全球战略出发，作出了新中国成立后暂时不收回香港和澳门的重要决策。1946 年 12 月 9 日，毛泽东在延安接受 3 位西方记者采访时，一位记者尖锐地发问：“中共若取得胜利，会即刻收回香港吗？”

毛泽东面带微笑回应道：“我们现在不提出立即归还的要求，中国地域辽阔，许多地方尚未妥善管理，何必急于收回这块小地方？将来可通过协商的方式解决。”

毛泽东为何决定暂缓收回香港？他从二战后形成的冷战格局敏锐判断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必定会竭力阻挠中共执政，一旦新中国成立，这些国家会对中国实施封锁禁运。而香港作为英国在远东政治经济势力的重要象征，暂时由英国管辖，能够成为新中国发展对外关系的关键桥梁，充当连接东南亚、亚非拉地区以及西方世界的重要跳板，相较立即收回，此举显然更为有利。

此外，英美之间、美欧之间在对华政策上存在分歧。英国为维护自身在远东的利益，无法完全追随美国对中国进行封锁。相反，为确保香港的稳定与繁荣，英国必须与中国保持良好关系。

在毛泽东下达不准进攻香港命令的同时，中共中央通过秘密渠道向港英政府提出 3 项条件：其一，香港不得作为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事基地；其二，禁止开展任何破坏中华人民共和国威信的活动；其三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港人员必须得到妥善保护。只要港英政府切实遵守这 3 项条件，香港便可维持现状。这 3 项条件合理合情，英国政府欣然接受，并与中国政府约定对协议内容严格保密。

当时，毛泽东在香港问题上采取的政策，受到国际上部分共产党的批评。他们认为中国对帝国主义态度过于温和，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不应允许殖民统治继续存在。针对这些质疑，毛泽东回应道：“至于香港，英国军事力量有限，我们若想占领轻而易举。但香港情况特殊，小部分土地是割让的，大部分为租借，租期 99 年，还有 34 年才到期。这属于特殊情况，我们暂时不准备采取行动。香港是重要的通商要道，若现在加以控制，对世界贸易以及我国与世界的贸易往来均不利，因此暂时维持现状。”

正是基于毛泽东的这一战略决策，新中国成立后不久，英国便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首个承认新中国，并与中国开启建交谈判的国家。1950 年朝鲜战争爆发，美国实施禁运政策，但香港维多利亚港的货轮依然往来穿梭，将橡胶、药品和精密仪器等物资运往内地。一位英资洋行经理在日记中写道：“共产党用金条敲开了资本主义的大门。”

1974 年 5 月 24 日，英国前首相希思访问北京，毛泽东亲自会见。当时英国政治人物访华，香港问题往往是避不开的核心话题。然而此次希思却有些回避，交谈两小时始终未切入主题。毛泽东并未回避敏感问题，直言：“最后就剩一个香港问题了，我们现在也不谈。”

“是没有谈……” 希思的回答略显尴尬。

毛泽东随即询问周恩来：“香港的租期还有多久？”

周恩来答道：“还剩不到 24 年。”

希思赶忙回应：“1997 年，香港会有一个平稳的交接。”

“我想也是这样，不过那个时候……” 毛泽东稍作停顿，看向周恩来，接着说：“我们就不在了。” 随后，他又指着一旁的邓小平，“具体的事情就交给他们年轻人去办吧……”

毛泽东深知，当中国大陆实力发展到一定程度，香港回归便是顺理成章之事。香港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其对内地近乎 100% 的依赖性，回归只是时间问题。尽管他清楚自己无法亲眼见证这一刻，但他相信，将这一重任托付给邓小平及年轻一代，定能圆满完成。

中美关系正常化后，香港作为大陆对外窗口的作用愈发显著。它不仅进一步加强了中国大陆与世界的联系，还为台海两岸的交流搭建了重要平台，成为两岸信息互通的中转站，为大陆最终解决台湾问题提供了关键的沟通渠道。